近日，在由财新传媒副主编黄山主持的一场线上对话中，世界卫生组织名誉总干事、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首任院长陈冯富珍与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就大流行病的预防监测、俄乌冲突对全球健康议程的冲击以及如何凭借全球合作应对共同挑战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无论是预防大流行病，还是应对气候变化，我们都需要中国和其他所有国家的共同努力。”在5月下旬的一场财新主持的线上对话中，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说。
全球已步入新冠疫情的第三年，与此同时，猴痘病毒的阴影似乎也在越走越近。回顾应对新冠的经验教训，各国在着手预防下一场大流行病时能够从中获得哪些启示？欧美国家率先解除大部分防疫措施之后，东南亚和日韩等也陆续重开国门，疫情防控的松绑、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化应当遵循哪些科学原则？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届满百日，战事所引发的西方对俄制裁和全球能源、粮食供应危机，会如何冲击复杂而庞大的全球健康议程？
针对这些问题，目前身在美国的盖茨，和身处中国香港的世界卫生组织（WHO）名誉总干事、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首任院长陈冯富珍博士在与财新传媒副主编黄山的访谈中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现年74岁的陈冯富珍，自2007年1月至2017年6月担任世界卫生组织第七任总干事。她在执掌世界卫生组织期间，领导了若干重大卫生危机的全球应对，包括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2012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2014年的西非埃博拉、2016年的寨卡疫情，并主导了“全民健康覆盖”等全球健康倡议。在出任总干事之前，陈冯富珍曾任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环境保护司司长、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卫生署署长等职。
■ 世界卫生组织名誉总干事、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首任院长陈冯富珍 / 财新
今年66岁的盖茨从微软淡出后全心投身慈善事业，如今主要依托其联合创立于22年前的盖茨基金会，来支持公共卫生、教育公平、性别平等、环境保护、农业创新等全球性发展问题。盖茨基金会一半以上的资源都被用于减少传染病造成的死亡等卫生健康挑战，是世界卫生组织最重要的捐助方之一。早在2015年的一次TED（技术、娱乐、设计）演讲中，盖茨就提示了大流行病的风险，号召全球尽快做好准备。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盖茨基金会对这场大流行病的相关承诺捐助已超20亿美元，以资助疫苗、药物及诊断方法的加速研发，助力全球疫情应对。
■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 /财新
这场对话进行之时，正值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于日内瓦举行。虽然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紧张状态对战后全球多边合作体系形成前所未有的威胁，各方在公共医疗卫生这个进退与共的领域，还是不忘齐聚一堂。全球如何携手走出新冠、共同面对下一个挑战？围绕这一话题，以下为盖茨和陈冯富珍的财新对话实录。
财新：比尔，你在今年出版的新书《如何预防下一次大流行》中提出，应当建立一个“全球流行病应对和动员团队”（Global Epidemic Response and Mobilization，GERM）来预防下一场大流行病；这个流行病监测和响应体系将建立在各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基础之上，并由世界卫生组织牵头来开展更好的国际协调。建立这个“全球流行病应对和动员团队”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盖茨：大量的全球健康预警——包括我在2015年作的那次TED演讲，都没能让全球向大流行病应对投入更多资源。这很不幸。当时的资金和专职人员配备还很不足，没有达到世界需要的水平。这次新冠疫情给了我们所有人很多教训，引发了全球如何携手应对的讨论，例如世界需要哪些资源，需要什么样的创新？我是创新的忠实拥趸。如今，全球已经有了一些非常好的诊断工具和疫苗，但即便如此，也未能阻止病毒在全球的蔓延。我写《如何预防下一次大流行》这本书，是为了抛砖引玉，引发大家的讨论。我希望全球能在未来一到两年内达成共识，让研发和全球监测能力得到大幅改善，避免发生类似的疫情。
陈冯富珍：除了比尔，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也发出过同样的提醒，但同样没有得到重视。在新冠疫情结束之前，比尔通过这本新书再次号召全球的领导人们共同努力，防范下一次大流行病的发生，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看到的。
财新：本次新冠疫情初期的应对不力，可能与过去全球卫生体系的韧性建设进展缓慢有关。在增强全球卫生体系韧性方面，哪些工作应被视为优先项？
陈冯富珍：各国的卫生体系在应对大流行病方面还没有做好准备，这是事实。根据我与很多国家合作的经验，我们确实需要卫生体系、个人和社区具备韧性。
我所说的韧性是指什么呢？有韧性的卫生体系应该具备应对健康危机的能力，例如大流行病；同时，也不能忽视其他紧迫的健康事项和问题。
让我用统计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截至目前，向世界卫生组织或其他机构上报的死亡人数中，约有600万与新冠病毒直接相关。但世界卫生组织刚刚发布的最新估计显示，全球有将近1500万人直接或间接死于新冠病毒。因此，建立有韧性的卫生体系非常重要，既要有能力应对大流行病或气候变化等危机，还要能同时解决分娩，以及心脏病、癌症化疗等非传染性疾病和其他健康问题。
这些是我希望强调的一些例子。世界各国必须通过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全球卫生合作，帮助那些还没有相应能力的国家建立有韧性的卫生体系。
盖茨：一个鼓舞人心的好消息是，全球健康水平在过去20年中不断改善。其中很多是在陈博士领导世界卫生组织期间发生的。我们创办了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资助疫苗采购，将五岁以下儿童死亡人数减少了一半。尽管我们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但无论是在正常年份，还是在应对大流行病期间，我们都应该为取得的成绩而自豪。
在全球健康问题上，我们需要谨记，目前做的这些还不够，但我们应该对过去20年的进步感到欣慰，并在这一基础上再接再厉。
财新：世界卫生组织新冠大流行防范和应对独立小组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纠正疫苗分配中的不平等。那么，应当如何促进疫苗的公平分配和可及性？
盖茨：对于新冠疫苗，既有进展极其顺利的方面，也有令我们失望、未来需要继续改进的地方。第一款新冠疫苗在疫情开始后一年就获得批准，进展速度相当惊人。迄今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批准了多款新冠疫苗，而且事实已经证明，这些疫苗至少在预防重症和死亡方面非常有效。
目前全球疫苗产量已经足够，疫苗供应不再是制约因素。如今的问题是，如何对疫苗进行分配和提高接种意愿。当然，这一直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惟一负面的情况是，一些国家特别是富裕国家，在获得疫苗之后，已开始对年轻人等风险较低的人群进行接种；而与此同时，非洲和南美洲的高风险人群还没有开始接种。显而易见，全球并没有在疫苗分配上实现公平。
未来，全球需要更快地提高疫苗产能，这将有助于权衡分配。目前关于在全球更多地方建立疫苗生产能力的讨论也在展开，因此会有更多的领导人思考如果实现疫苗的公平分配。
陈冯富珍：虽然疫苗是非常强大的工具，但必须要得到恰当应用。对一些国家来说，我们需要支持它们的卫生体系建设，才能确保每个人都能接种到疫苗。
就当下而言，我们需要继续支持新冠疫苗实施计划（COVAX）的工作，确保它拥有足够的资金和疫苗，交付给当前疫苗覆盖率较低的国家。但从长远来看，我们应当继续赋能并鼓励具备相应能力的发展中国家生产疫苗。这不仅会方便物流运输，还能协同当地经济发展，从而就近服务有需要的人群。正如我之前所说，我很高兴世界卫生组织正在组织相关谈判。我希望世界各国能够齐心协力，确保我们建立起能够防范下一次大流行病的机制。
财新：在新冠危机中，打击虚假信息也成为不少国家在疫情应对中的重要一环。如何能在下一次潜在危机中，避免类似虚假信息充斥的情况发生？
盖茨：在健康领域，我们往往会遇到这样的挑战——总有人说哪些方法可以治愈疾病，也总有人对疫苗抱有怀疑态度。但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们看到了一些疯狂的说法，比如疫苗只是少数人借机发财的工具而非真正有效。这些论调让我始料未及。令人痛心的是，这些信息可能使一些本来可以通过疫苗保护自己生命的人们产生困惑，从而拒绝接种疫苗。
这在美国是个严重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中国香港可能也面临类似的挑战。过去我们克服这种情况的惟一方法，就是找到值得信赖的人，并让他们发声。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信任谁，以及是否真正听取他们的意见。但毫无疑问，在新冠疫情期间，虚假信息和阴谋论的确甚嚣尘上。我期待未来能有一些创造性的想法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
陈冯富珍：从应对疫情的历史经验来看，虚假信息和阴谋论并不新鲜。但新冠疫情中虚假信息和阴谋论的盛行是前所未有的，情况极为糟糕。虚假信息和阴谋论已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让我们回想一下，之前对口罩和疫苗的政治化操作，这些都是没有依据的，不仅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还让大家感到困惑，不知道该相信谁。这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我们可能无法完全摆脱虚假信息和阴谋论，但传播事实、正确和准确的信息是应对虚假信息的最好方法。
财新：目前一些国家已经放松了佩戴口罩和维持社交距离等大部分防疫限制，但一些专家警告说，从感染和死亡人数来说，新冠大流行的第三年可能是最糟糕的一年。在1918年的大流感疫情中，1920年是最糟糕的一年，因为人们逐渐厌倦了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新冠疫情是否可能重蹈覆辙？
陈冯富珍：首先我想非常明确地指出一点——新冠疫情还没有结束。新冠病毒传播得非常快，变异得也很快。重要的是，各国政府和公共卫生界必须做好准备，防止自满松懈并且保持警惕。做最充分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办法。
当然，我也同情并理解有些人出现了防疫疲劳，他们感到筋疲力竭和沮丧。我对此感同身受。大家被要求付出的的确太多，所以我们必须找到平衡。我们需要自我鼓励，我们需要继续战斗。
在我看来，中国的做法是正确的。我们需要确保生命的权利和健康的权利得到维护。我们需要提高耐力，当疫情缓和时，我们有机会放松；但当疫情再次抬头时，我们需要加倍努力，确保人们不会受到伤害。
我们还需要充分利用所有医疗和非医疗手段，以及所有其他公共卫生措施，如保持社交距离等，来保护自己。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新冠疫情还没有结束，而且很难预测第三年是会更严重，还是会有所缓和。我的建议是不要做任何比较，特别是刚才提到的1918年由流感病毒造成的大流行病。现在我们面对的是新冠病毒。这是两种不同的病毒，表现也不相同。尽管它们之间有一些相似之处，我们也预测到了一些，但我的建议是不要放松警惕。
盖茨：惟一没有争议的是，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提高疫苗接种率，特别是针对50岁以上或有某些基础疾病的人群，而且甚至只接种两剂疫苗都是不够的。事实已经很清楚，特别是对于老年人，他们需要每六个月接种一剂加强针。因此，无论每个国家现在的状况如何，提高疫苗接种率显然是有利的。
正如陈博士所说，这里面涉及很多复杂的情况需要权衡，比如孩子需要上学、有精神抑郁的群体需要照顾。因此，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做法，但都需要提高疫苗覆盖率。美国的疫苗接种率刚刚接近70%，其他许多国家做得更好。具体的比例不应该成为争议，各国都应该尽量将接种率提高到接近100%。
陈冯富珍：回顾中国香港的第五轮疫情，正是因为我们的疫苗接种率尤其是老年人疫苗接种率非常低，才遭受了迄今为止最严重的冲击。目前，香港特区政府正在尽最大努力提高疫苗接种率。世界其他地方也在开展类似的努力。我们不应当忘记那些弱势人群。
财新：和大流行病预防有密切相关性的一个话题是应对气候变化，两者都涉及生态环境脆弱性升高、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延伸性的问题。如何理解这两项全球挑战中的内在关联？
盖茨：人们通常指望政府主导各种灾害的预防。对于地震，我们有建筑法规。对于火灾预防，我们也有巨大的投入，仅美国就有30万名全职消防员和900万个消防栓，而且人人都要接受培训。因此，火灾导致的死亡已经大幅下降，政府的表现非常出色。
我认为，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预防这两个领域，各国政府显然需要做得更多。首先是大流行病防范，这个问题很难，因为大流行病不经常出现，我们很容易忘记它的危险。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在书中呼吁成立一个永久性的“全球流行病应对和动员团队”（GERM），覆盖各个国家并开展训练。就像消防演习或战争演习那样，GERM也需要定期开展演习，确保它可以非常迅速地采取行动。
气候变化是个更难解决的问题。大流行病相关的全球监测和研发成本会达到数百亿美元，改善公卫系统的花费要更大一些。但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要更高，需要更广泛的参与，以及数万亿美元的投入，因为我们必须改变社会的许多物理基础设施，比如汽车、钢铁、肉类、水泥等。从现在到2050年，我们既要发明更便宜又环保的方式，还要以惊人的速度加以推广普及。
至于大流行病，虽然它的投入远没有达到这个规模，但它更容易被遗忘。气候变化问题之所以得到更多关注，是因为常有热浪和洪灾的发生，如印度近期遭受的热浪，这会让人们意识到事情正在变得更糟糕。
陈冯富珍：气候变化是21世纪的决定性问题，但它直到最近才得到全球领导人们的重视。正如比尔所指出的，得到重视也是因为热浪的发生、北极熊的生存状况、南北极和海洋情况的恶化等。人们需要亲眼看到这些景象，才能真正意识到存在的问题，因此我们直到如今才看到更多的全球合作。
我很高兴《巴黎协定》能够通过。此外，在英国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上，中美都同意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同应对我们未来的挑战。
财新：俄乌冲突的影响波及全球，能源市场震荡，气候变化进程甚至可能因此放缓。依赖俄乌粮食出口的中东、非洲等国家可能会面临粮食供应危机。近年来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势头，将如何影响各国的疫情应对以及更广泛的全球健康议程？
盖茨：俄乌冲突是一场可怕的灾难，它造成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死亡和苦难。它是个巨大的挫折，我希望它尽快结束。灾难不仅仅在战场上，还波及粮食成本、粮食供应和化肥成本等问题。我非常担心，不仅非洲将遭受粮食短缺，而且投入非洲卫生体系的资源也可能减少，因为非洲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欧洲各国的慷慨援助。我正在尽全力使这个问题得到关注，但由于冲突所带来的各种损失，这些问题真的很难解决。
陈博士和我都相信全球合作的力量。过去十年，就全球健康领域而言，中国成功研发和生产了脊髓灰质炎疫苗、乙脑疫苗，现在又生产了宫颈癌疫苗以及多种新冠疫苗。中国还获得了零疟疾认证，最近也庆祝了青蒿素问世50周年。盖茨基金会与中国优秀的研究人员开展了出色的合作，他们研发先进工具的能力也越来越强。
各种冲突的确阻碍了某些领域的合作，这很不幸。无论是预防大流行病还是应对气候变化，我们都需要中国和其他所有国家共同努力。
陈冯富珍：我也和比尔一样，非常关注地缘政治形势和冲突问题，以及它们给全球健康特别是全球健康公平带来的影响。我们也需要关注，当前事态是否会影响联合国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以及全球健康议程的整体进展。这些都非常重要。
你提到了一些关于中国对全球健康事业贡献的重要例子，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我亲眼见证了40年前的中国，当时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受援国，尤其是接受粮食援助方面。但归功于中国人民的辛勤工作以及中国政府的努力，中国实现了经济增长，并改善了人民的健康和福祉。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已从全球援助的最大受益者变成了全球健康的建设者和贡献者。我认为比尔说得很对，我们需要所有国家一起努力寻找解决方案，让人民对和平、发展和健康安全的渴望成为我们共同努力实现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