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对人群健康的最主要和最直接影响是极端气温暴露引起的健康效应。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升温速率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1951-2021年期间我国年平均气温每10年升高约0.26℃；且升温速率存在明显的季节性和区域性差异，冬季升温比夏季更快，青藏地区升温速率最大，华北、东北和西北次之。除了长期小幅度升温外，气候变化还引发了更为极端、对人类健康影响更为强烈的持续型高温天气事件——热浪。进入新世纪，我国热浪发生频率和强度明显增加，高发地区在华东和华中区域不断蔓延。

热浪不仅会导致人体出现中暑、热射病等热相关疾病，同时还会增加心血管、呼吸、泌尿、神经系统等多种疾病的发病与死亡风险。当暴露于高温时，体温调节中枢可通过神经和体液的共同调节，增加汗液分泌，促进人体散热，但同时也会引起机体大量水分和盐分的损失，使得血液黏稠度增加，内脏血液灌注量减少，从而加重心血管负担。老人、儿童、孕妇、户外工作者、基础疾病患者等人群是受影响最大的群体。如广州的研究发现，气温每上升1℃，工伤事故发生率增加1.4%。在地区差异方面，温带大陆性气候区和温带季风气候区的健康风险远大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华东和华中地区的热浪相关死亡人数也高于其他地区。

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虽然冬季气温会升高，但也会出现极端寒潮天气。主要原因是，气候变化引起两极地区快速变暖，极地涡旋减弱，极涡内的冷空气分裂南下，从而使得亚欧大陆和北美大陆出现大范围的寒潮天气。在低温环境中，人体组织代谢加强，氧气的需要量增加，进而引起血管收缩，显著增加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的死亡风险。一项基于全国272个城市人群死因监测数据的研究发现，低温导致人群死亡的风险比高温的风险更高。气候变化还会导致气温变率波动幅度增大，如日内、日间、季节和年际的气温异常等。温度变化会影响呼吸道上皮细胞在组织水平上的病理生理反应，进而影响机体健康。有研究发现，我国冬季气温变率幅度每超过1℃，会引发总呼吸系统疾病、肺炎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紧急住院的风险分别增加20%、15%和41%。

此外，气候变化还会导致复合型极端温度事件，主要包括日夜持续高温以及温湿复合事件等。研究显示，我国的高温事件已逐渐从日间极端高温向夜间和日夜持续型极端高温事件转变，相比于单纯的白天高温，日夜持续型高温事件对人群健康的影响更大。极端温度与环境湿度的复合暴露同样会给人体健康带来更大风险。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中，由于空气中的水蒸气含量较高甚至达到饱和，人体排汗能力降低，出汗后汗液也难以蒸发，从而使得人体无法正常散热，身体更易产生不适而发生中暑。相反，在低湿环境中，干燥空气更容易刺激人体的眼睛、鼻子和喉咙，从而会引起呼吸道疾病的急性发作。

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生产生活用电量攀升，国网南京市溧水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室外作业。束佳玲摄/光明图片

气候变化导致洪涝、干旱、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频率和强度显著增加。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多发强发，东部、南部地区洪涝、台风强度大且极端性显著，西部、北部地区气象干旱频率增加，出现大范围强沙尘天气。极端天气事件可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环境和身体健康，不仅会造成直接伤亡，还会增加传染病、非传染病以及精神心理疾病的风险。加之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密度高、气候类型复杂、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脆弱人群健康问题多样，受极端天气事件影响而引起的公共卫生安全和突发性健康风险不断加剧。

极端强降水及其引发的洪涝灾害能够影响甚至破坏基础设施，改变病媒生物种群地理分布，造成人员伤亡以及传染病的暴发流行等。一项基于全国254个城市的研究显示，在我国温带、暖温带和亚热带均观察到降水量会显著增加鼠传疾病肾综合征出血热的发病风险。我国华南地区的多项研究也显示，洪涝后急性出血性结膜炎、流感、肺结核、流行性脑膜炎、登革热等传染病的发病风险显著上升。

干旱可导致水资源短缺与污染，造成环境中的过敏原、粉尘、污染物无法被雨水冲刷而长期积累，从而增加虫媒、粪口等传染病以及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和死亡风险。气候变化影响下，干旱频发以及降水模式改变，使得野火的流行和严重程度也在增加。野火可通过热伤害和烟雾暴露等途径影响呼吸系统疾病，特别是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恶化。此外，干旱、高温还是沙尘暴形成的特殊天气背景，而沙尘暴是中国西北地区发生最频繁的极端天气事件之一。沙尘暴扬起的粉尘可损害人体皮肤和呼吸系统，导致气管炎等疾病，另外由于发生沙尘暴时能见度较低，还会增加意外伤害的风险。

近年来，我国强台风和超级台风的发生频率显著增加。台风及其引发的暴雨、风暴潮等次生灾害强度大且破坏力强，可导致直接的人员伤亡，并增加传染病风险。广东的研究显示，台风导致居民死亡率增加，且女性、婴幼儿及老年人更易受到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研究显示，台风显著增加了细菌性痢疾、副伤寒、登革热和急性出血性结膜炎的发病风险。珠三角地区的研究表明，台风过后受灾地区登革热发病风险显著上升。此外，台风及其次生灾害还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受灾群众的精神心理健康，如超级台风桑美造成浙江苍南灾民出现负性情绪以及发生创伤后应激性障碍等问题。

在浙江绍兴塔山街道的鲁迅步行街，游客全身“捂”装，防晒衣、遮阳伞成标配。凌剑摄/光明图片

气象条件的改变以及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都会影响大气中空气污染物与气源性过敏原的浓度及分布。空气污染与温室气体同根同源，化石燃料的燃烧不仅会产生大量空气污染物，其中的温室气体也会加剧全球气候变暖，而气候变化不仅能影响大气中空气污染物浓度，还能促进光化学反应产生二次污染物。另一方面，全球变暖会使植物花粉季节延长，并提高空气中的花粉浓度，增强花粉的致敏性，进而加重过敏性疾病的负担。气候变化将与空气污染、气源性过敏原产生联合作用，影响气候敏感疾病的发生与流行，对人群健康造成复杂的风险。

森林火灾、沙尘暴等极端事件会产生较多的颗粒物、氮化物、硫化物，气象因素通过影响空气污染物的产生、运输和沉降过程以及二次污染物的生成，增加人群呼吸环境中的空气污染物浓度。高温可能会通过增加臭氧的主要前体物浓度和促进光化学反应加速臭氧的生成，暖湿气候条件下的闪电也会增加氮氧化物的产生。这些额外增加的空气污染严重威胁着人群健康。高温与空气污染对人群健康的影响存在协同效应，两者共同作用于人体，将产生更大的健康影响，加剧过早死亡、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不良孕产结局等的风险。此外，人体暴露于高温时的体液丢失将会加重空气污染物引起的支气管黏膜炎症，降低支气管收缩阈值从而更易诱发哮喘发作。

气候变化还会通过花粉、霉菌、孢子等过敏原，直接或间接影响过敏性疾病的发生。气候变暖会导致无霜期天数增加，使花粉季节提早、致敏植物传粉时间延长，而温室气体的增多也会刺激植物生长和繁育，使其产生更多的花粉，提高致敏蛋白表达量，增强花粉的致敏性。另外，大风及雷雨等极端天气会导致空气中更高浓度的过敏原以及其更广泛的传播范围。例如，雷暴事件导致的水合和电解反应会使空气中花粉、孢子释放出更多的致敏物质，而干旱和大风天气会使携带致敏物质的气溶胶传播得更远，这些直径较小且携带了致敏物质的细微颗粒可深入人体下呼吸道，诱导过敏性支气管炎症的出现。有研究表明，在强雷暴天气发生的当天，空气中植被花粉浓度高达每立方米400粒，哮喘相关的住院人数增加了近10倍。

中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气候变化的应对，并采取了积极的行动，包括制定了应对洪水、台风等不同灾害的应急计划，开展了极端天气对健康影响的评估和气候变化适应能力调查等，并在部分城市建立了气候敏感疾病的早期预警，例如广东省的登革热疫情监测预警系统等。未来，我国亟须建立一个具有气候恢复力的公共卫生系统，从而能够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冲击和压力，持续改善人群健康水平。如最近发布的《国家气候变化适应战略2035》，就针对健康与公共卫生领域提出了鼓励开展气候变化健康风险和适应能力评估，加强气候敏感疾病的监测预警及防控，增强医疗卫生系统气候韧性以及全面推进气候变化健康适应行动等。

科学研究是充分认识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前提，我国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亟须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相关科研单位应该有规划地开展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科学研究，评估当前和未来的气候变化健康风险，识别气候敏感疾病和脆弱人群。卫生健康部门需要加强与气象部门的密切合作，做到相关数据资源的实时共享，并建立健康气象在线数据库系统，开展对传染病、慢性病和精神心理疾病等的监测预测。此外，政府部门和科研机构还应通过多种形式开展科普宣教，提升公众对气候变化健康影响的认知水平，提供高温天气健康指南，以及遭遇极端天气如何正确应对和自救方面的科学知识。

建立气候变化与健康风险的早期预警系统，是应对气候变化健康影响的重要措施。我国需要不断提高气象科技能力，加强各部门联动和数据共享，进一步开发和完善多种时间尺度的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监测预测模型与技术，建立气候敏感疾病的早期预警系统，包括预报当地天气和识别极端天气、确定具体风险触发阈值、预警信号发布与传播、风险沟通和行动建议等内容，形成针对气候变化和极端事件的公共卫生应急响应与风险管理决策方法。例如，以高温热浪与健康风险早期预警系统为行动试点，向公众发布以气象或气候预测为基础的信息，提醒决策者、卫生相关部门制定应急预案和救治办法，呼吁公众采取应对行动，从而降低热相关疾病的死亡率和发病率。

鉴于公众和社会对健康的高度重视，政府亟须将健康纳入气候决策过程，充分考虑气候政策和行动策略对人群健康的潜在影响和协同效益，从而制定更具成本效益和社会可接受的技术路线。从个人角度，公民应强化环境意识，形成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总之，面对全球变暖加剧的严峻形势，我们应深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等理念的正确理解，推动社会向着可持续利用地球资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发展。

原文刊发在2022年8月27日《光明日报》07版